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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知》

作者:米兰·昆德拉

1

“你还在这儿干什么?”她话中并没有恶意,但也不客气;茜尔薇是在生气。

“那我该在哪儿呢?”伊莱娜反问道。

“在你家!”

“你是想说在这儿我不再是在家了?”

当然,她并不想把她逐出法兰西,也不想让她觉得自己是个不受欢迎的外国人:“你知道我想说什么!”

“是的,我知道,可你怎么忘了我在这儿有工作?有住房?还有孩子?”

“听着,我了解居斯塔夫。他一定会想方设法,让你回到祖国去。你那几个女儿,别跟我开玩笑了!她们都有了自己的生活!我的上帝,伊莱娜,目前在你们家乡发生的一切,是那么令人神往。在这样的情况下,问题总是好办的。”

“可是,茜尔薇!并不仅仅是实际问题,像就业啦,住房啦。我在这儿已经生活了二十年。我的生活在这里!”

“你们家乡在闹革命!”她以无可争辩的口吻说道。然后沉默不语。她想以沉默告诉伊莱娜,大事当前,不得逃避。

“可是一旦我回国去,我们就再也见不到了。”伊莱娜说道,想置女友于两难的窘境。

本想以情动人,不料适得其反。茜尔薇热泪盈眶,朝她倾过身子,紧握着她的手:“你这可是大回归。”说着又重复了一遍:“大回归。”

这几个字一经重复,便充满无比的力量,伊莱娜看见在自己的心底刻下了这三个大字:大回归。她不再抗拒,因为此时,她已被眼前的景象所迷惑,突然间闪现出旧时读过的书,看过的电影,闪现出自己的记忆,也许也是祖先的记忆,那是与母亲重逢的游子;是被残酷的命运分离而又回到心爱的人身旁的男人;是每人心中都始终耸立的故宅;是印着儿时足迹而今重又打开的乡间小道;是多少年流离颠沛后重新见到故岛的尤里西斯。回归,回归,回归的神奇魔力。

2

“Le retour”(回归)一词,希腊文中为“nostos”。Algos的意思为“痛苦”。由此,“La nostalgie”一词的意思便是由不可满足的回归欲望引起的痛苦。就此基本概念而言,大多数欧洲人都可使用一个源于希腊文的词(nostalgie,nostalgia),另也可使用源于民族语言的其他词:如西班牙人说“aňoranza”,葡萄牙人则说“saudade”。在每一门语言中,这些词都有着某种细微的语义差别。它们往往只是表示因不能回到故乡而勾起的悲伤之情。“Mal du pays”(思乡病)。或“Mal du chez-soi”(思家病)。英文叫“homesic kness”,德文为“Heimweh”。荷兰文为“heimwee”。但是却将这一大的概念限于了空间。然而,欧洲最古老的语言之一爱尔兰语却明确地区分了两种说法:一个为“soknudur”,指普遍意义上的“nostalgie”,另一个为“heimfra”,意即“思乡病”。捷克人则除源于希腊文的“nostalgie”一词外,表达这一概念的还有名词“stesk”和动词;捷克最感人的爱语是:styska se mi po tobe,即法文中的“J’ai la nostalgie de toi”,意思就是:“我不能承受你不在身边的痛苦”。西班牙语中,“anoranza”一词源自动词“anorar”(相思),“anorar”又源自卡塔卢尼亚语的“enyorar”一词,而该词又由拉丁语的“ignorare”(ignorer)一词派生而来。通过这番词源学的启迪,“la nostalgie”即可视作不知造成的痛苦。你在远处,我不知道你怎么样了。我的家乡在远处,我不知道家乡发生了什么事。某些语言在表达“la nostalgie”这一概念时有些困难:法国人只能以源自希腊的名词来表达,没有动词形式。他们可以说:“Je m’ennuie de toi”(我由于你不在而心烦),但“s’ennuyer”一词弱而冷,总之太轻了,不能表达如此沉重的情感。德国人很少使用希腊文形式的 “nostalgie”一词,喜欢说“Sehnsucht”,意为“对不在之物的欲望”,但“Sehnsucht”既可指存在过的也可指从未存在过的(一次新的冒险),因此并不一定就会有“nostos”的意思。要使Sehnsucht一词含有挥之不去的回返念头的意思,就得在该词后增加补语:Shnsucht nach der Vergangenheit,nach der verlorenen Kindheit,nach der ersten Liebe(对过去,对逝去的童年,对初恋的怀念)。

思乡之情的奠基性史诗《奥德赛》产生于古希腊文化的黎明时期。我们再强调说明一下:尤利西斯这个有世以来最伟大的冒险家也是最伟大的思乡者。他去参加(并不太乐意)了特洛伊战争,在那里一呆就是十年。后来,他迫不及待要回到故乡伊萨卡,但诸神的阴谋耽搁了他的归程,前三年里充满了神奇的遭遇,后七年里则成了女神卡吕普索的人质和情人。卡吕普索爱上了他,一直不让他离开小岛。

在《奥德赛》的第五歌中,尤利西斯对她说:“不管珀涅罗珀有多庄重,但与你相比,便谈不上什么伟大与美丽……然而,我每天都在许一个愿,那就是回到那里去,在我的家园看到回返之日!”荷马继续写道:“尤利西斯在倾诉着,太阳落沉。黄昏降临:他们俩又回到了岩洞深处,在穹顶下拥抱相爱。”

伊莱娜长期以来的可怜的流亡生涯与此毫无可比之处。尤利西斯在卡吕普索那儿过的是真正的dolce vita,也就是安逸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可是,在异乡的安乐生活与充满冒险的回归这两者之间,他选择的是回归。他舍弃了对未知(冒险)的激情探索而选择了对已知(回归)的赞颂。较之无限(因为冒险永远都不想结束),他宁要有限(因为回归是与生命之有限性的一种妥协)。

法伊阿基亚的水手没有叫醒尤利西斯,把身上裹着床单的尤利西斯放在伊萨卡岸边的一棵橄榄树下,悄悄地走了。归程由此而结束。他精疲力竭,在沉睡着。醒来时,他不知自己身在何处,雅典娜拨开了他眼前的迷雾,接踵而至的是沉醉;是伟大回归的沉醉;是已知的迷醉;是让天地间空气震颤的音乐:他看见了儿时熟悉的锚地,看到了眼前高矗的大山,他抚摸着古老的橄榄树,让自己确信自己一直像在二十年前一样。

1950年,阿诺尔德·勋伯格 [1]在美国呆了整整十七年之后,一个记者向他提了几个不善而又幼稚的问题:流亡生活是否真的会使艺术家丧失创造力?一旦故乡之根停止提供滋养,他们的灵感是否真的就会立即涸竭?

你们想一想!大屠杀之后才五年啊!勋伯格对那片故土没有思恋之情,一个美国记者竟然不予宽恕,要知道当年天下最恐怖的事是当着勋伯格的面在那儿发起的呀!但是,没有办法,荷马以桂冠来颂扬思乡之情,由此而划定了情感的道德等级。珀涅罗珀占居了等级之巅,远远高于卡吕普索。

卡吕普索,啊,卡吕普索!我常常想起她!她爱上了尤利西斯。他们在一起整整生活了七年。不知道尤利西斯与珀涅罗珀同床共枕有多长时间,但肯定没有这么久。然而,人们却赞颂珀涅罗珀的痛苦,而不在乎卡吕普索的泪水。

3

就像是斧斫的一样,欧洲二十世纪的重大日子都刻下了深深的伤痕。1914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后来历时最长、称为冷战、最后以共产主义消亡而告结束的第三次战争。除了这些关涉整个欧洲的重大日子,还有一些次等重要的日子决定了某些民族的命运:1936年西班牙内战;1956年俄国入侵匈牙利;1948年南斯拉夫人反抗斯大林,1991年又开始自相残杀。斯堪的纳维亚人、荷兰人和英国人在1945年以后幸运地没有遇到任何重大日子,使他们得以生活了美妙而又虚空的半个世纪。

在这个世纪,捷克人的历史由于“20”这个数字的三次重复而具有了非凡的数学美。经历了数个世纪的岁月之后,他们于1918年获得了国家独立,而在1938年又丧失了。

1948年,由莫斯科引入的共产主义革命开启了第二个20年的恐怖,后在1968年,以俄国人气不过该国放肆的解放,兴兵50万入侵该国而告结束。

占领政权于1969年秋牢固地建立,而谁也没有料到,又于1989年秋悄悄地、有礼有节地撤除了,与当时欧洲所有的共产党政权一模一样。这是第三个20年。

只是在我们这个世纪,历史上的重大日子才如此贪婪地主宰每一个人的生命。如若不首先对重大日子作一分析,便不可能理解伊莱娜在法国的存在。在本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个来自共产党国家的流亡者在法国是很不让人喜欢的;法国人当时把纳粹主义视为惟一真正的灾祸。如希特勒、墨索里尼、佛朗哥的西班牙,拉丁美洲的专政。直到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他们才渐渐拿定主意,把共产主义设想为一种灾祸,尽管是低一层次的灾祸,我们姑且称其为二号灾祸。正是在这个时期,在1969年,伊莱娜和她丈夫流亡到法国。他们很快明白,与头号灾祸相比,落到他们祖国头上的灾难实在太没有血腥味,无法促动他们的新朋友。一次次解释,他们养成了习惯,几乎每次都差不多这么说:

“不管有多可怕,一个法西斯专政总归会随着独裁者的灭亡而倒台,人们总算有点指望。可是,以无边的俄罗斯文明为支撑的共产主义,对于波兰,对于匈牙利(且不谈爱沙尼亚)来说,则是没有尽头的黑洞。独裁者是会灭亡的,但俄罗斯是永存的。我们逃出来的国家所遇到的灾难,是一点儿希望都没有的。”

他们就这样一次次忠实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伊莱娜还举当时的捷克诗人扬·斯卡塞尔的一首四行诗为证:他谈起笼罩在他心头的悲苦;这份悲苦,他多么想将它掀起,推向远处,用它为自己造一间屋,关在里边三百年,三百年里永不把门打开,对谁都不打开!

三百年?斯卡塞尔是在七十年代写的这几句诗,可在1989年秋天就去世了,几天后,曾经在他眼前展现的三百年在短短几天里化为乌有:布拉格的街头挤满了人群,高举的手中那一串串钥匙,如击打的钟声,宣告着新时代的到来。

斯卡塞尔说三百年莫非错了?当然错了。任何预测都会出错的,这是赋予人类的少有的确证之一。但是,如果说预言错了,但对预言者而言却是真的,不是就他们的未来而言,而是就他们的现在而言。在我称之为第一个20年的那个时代(1918至1938年间),捷克人曾以为他们的共和国前程无限。他们想错了,但正是因为他们想错了,他们才在欢乐中度过了这些岁月,而欢乐使他们的艺术有了从未有过的繁荣。

俄国人入侵之后,他们丝毫也没想过共产主义会很快跨台,重又想像会没有个头。因而,夺去了他们的力量,遏制了他们的勇气,致使这第三个20年变得如此卑懦,如此悲苦的,不是他们真实生活的痛苦,而是未来的虚空。

阿诺尔德·勋伯格坚信以其十二音美学打开了音乐史的远大前景,于1921年宣称,多亏了他,德意志音乐(他是维也纳人,没有说“奥地利”音乐,却说“德意志”音乐)的统治地位(他没有说“荣耀”,而是说“Vorherrschaft”,即“统治”)将在未来的一百年里(我授引准确无误,他确实说过“一百年”)得到保证。但这番预言之后12年,即1933年,他由于是犹太人而被驱逐出德国(他想要保证其“Vorherrschaft”(统治)地位的正是这个国家),而随之而去的,是建立在其十二音美学(被谴责为费解的,精英主义的,世界主义的,对德意志精神抱有敌意)之上的整个音乐。

勋伯格的预言不管有多大的错,但对想理解其作品意义的人来说,还是不可缺少的,其作品自以为不是摧毁性的,不是神秘的、世界主义的,也不是个人主义的、难解的、抽象的,而是深深根植于“德意志土壤”(是的,他说的是“德意志土壤”);勋伯格认为他在书写的,不是伟大的欧洲音乐史的迷人尾声(我倾向于这样理解他的作品),而是无限的辉煌前程的序曲。

4

从流亡生活的最初几周起,伊莱娜就开始做一些奇怪的梦:她搭乘的飞机改变航线,降落在一个陌生的机场;一些身穿制服、全副武装的人员在舷梯下面等着她;冷汗从额头渗出,她认出那是捷克的警察。还有一次,她正漫步在法国的一个小城上,忽见一群奇怪的女人,她们每人手上端着一大杯啤酒向她奔来,用捷克语责备她,笑容里是一种透着阴险的热忱。在惊恐中伊莱娜明白了原来自己还在布拉格,她一声惊叫,醒了过来。

她丈夫马丁也在做同样的梦。每个早晨,他们都会向对方讲述自己昨晚在梦中回到故乡的恐怖经历。后来,在与一个同样也是逃亡者的波兰朋友的交谈中,伊莱娜得知,所有逃亡者都会做这样的梦,所有人,没有一个例外。刚听说此事时,伊莱娜为一群素不相识的人在黑夜中竟有这份兄弟情而感动。但后来又感到一丝不快:如此私密的梦中经历怎么能集体感受到呢?那独一无二的灵魂何在?然而思考这些根本没有答案的问题,何苦呢?不过有一点很清楚,就是成千上万的逃亡者,在同一个夜晚,以众多各不相同的版本演绎着一个同一的梦境。流亡者之梦:二十世纪后半叶最奇怪的现象之一。

这种可怕的梦魇越发让伊莱娜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她感到自己同时还饱受不可抑制的思乡之情的煎熬,又有了一种截然相反的体验:在白天,故乡的风景常在她的脑海中闪现。不,这不是梦,不是那种长久不断,有感觉、有意识的梦,而完全是另一回事:那些景物出乎意料地突然在脑海中浮现,随即飞快地突然消失。有时,她正在和上司交谈,忽然,像一道闪电划过,她看见了田野中一条小路。在拥挤的地铁车厢里,忽然,一条布拉格绿地中的小径浮现在她眼前,瞬息即逝。整个白天,这些转瞬即逝的影像纷至沓来,以缓解她对那失去的波希米亚的思念。

同一个潜意识导演在白天给她送来故土景色的幸福片断,而夜晚则给她安排了重回故土的恐怖经历。白天闪现的是被抛弃的故土美丽,夜晚则是回归故土的恐惧。白天展现的是她失去的天堂,而夜晚则是她逃离的地狱。

5

共产主义国家都忠于法国大革命的传统,痛斥流亡行径,将之视作最可恨的背叛。所有留在国外的人都被缺席判了罪,国内的同胞谁也不敢与他们有什么联系。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严厉的痛斥也逐渐变得缓和起来,在1989年的前几年,那时,伊莱娜的母亲刚丧夫不久,后又退休,害不了什么人,于是获得了签证,由国家的旅行社组织去意大利玩了一个星期。 第二年,她决定来巴黎呆上五天,偷偷看望一下女儿。伊莱娜很激动,想像母亲已经很老了,心中对她充满了怜悯,为她在旅馆订了一个房间,并把自己假期的最后几天全部留出来陪伴母亲。

“你看上去不那么糟嘛。”见面时,母亲对伊莱娜说。然后她又笑着补充道:“我也一样。边防警察在检查我的护照时说,这是假的,太太!您的出生年月不对!”伊莱娜顿时发现这还是她从前所熟悉的母亲,感到虽然将近二十年过去了,但似乎一切都未改变。她那对年迈的母亲的怜悯也烟消云散。母女俩面面相对,就好像是站在时间之外的两个人,像是两个超越时间的本质。

但是,如果一个女儿面对十七年后来看望自己的母亲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那岂不是很糟糕?伊莱娜调动自己的一切理智和道德感,让自己表现得像一个忠实的女儿。她带母亲去埃菲尔铁塔上的观景餐厅吃晚饭;领她到塞纳河坐船游览巴黎。母亲要看画展,伊莱娜带她去了毕加索纪念馆。在第二展厅,母亲停住脚步说:“我有个画家朋友,她送了我两幅画,你不知道有多美!”在第三展厅,母亲想去看印象派的画:“在网球场那边有一个常年展览。”“已经没有了,印象派已经不在那儿了。”伊莱娜说。“不,不”,母亲反驳道,“就在网球场那边,我知道。看不到凡高的画我是不会离开巴黎的。”伊莱娜没有带她去看凡高,而是主动领她去了罗丹纪念馆。在罗丹的一件雕塑作品前,母亲叹了口气,向往地说:“在佛罗伦萨,我看到了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当时我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听着!” 伊莱娜终于忍不住了,“你现在是和我在巴黎,我给你看的是罗丹,罗丹!你明白吗,是罗丹啊!是你从来没见到过的,你为什么会面对着罗丹而去想米开朗基罗呢?”

这个问题提得不无道理:一位母亲,阔别多年后与女儿重逢,为什么却对女儿给她看的或对她说的丝毫不感兴趣呢?为什么她和一群捷克游客一起欣赏的米开朗基罗比罗丹更吸引她呢?又为什么在这五天里,她从未问过自己女儿一个问题?关于她的生活,关于法国,法国的饮食、文学、奶酪、美酒、政治、戏剧、电影、汽车、钢琴家、大提琴手、足球明星,为什么什么都没有问呢?

与此相反,她不停地在讲那些在布拉格发生的事,讲伊莱娜同母异父的弟弟(是她和刚去世不久的第二任丈夫生的),讲其他人,这些人伊莱娜有的还有点印象,有的她根本连名字都没听说过。伊莱娜也试过两三次,提起自己在法国的生活,但母亲滔滔不绝,这只言片语根本就插不进。

从伊莱娜的童年起就是这个样子:母亲温柔地呵护着她的儿子,就像对待一个小姑娘;而对自己的女儿,心肠却像男人一般硬。我是想说她不爱女儿吗?也许是因为孩子父亲的缘故?孩子的父亲是她第一任丈夫,她真的看不起他。还是把这种无聊的心理分析丢到一边吧。她的行为其实是出于最大的善意。她本人精力充沛、身体健康,担心女儿太柔软无力;她希望用这种粗暴的办法,使女儿摆脱那种过分的敏感,这种做法有点像一个爱好运动的父亲将胆小的孩子扔进泳池,因为他坚信这是他找到的让孩子学会游泳的最好方法。

然而,她自己也清楚地知道,只要她出现,女儿就会被压得抬不起头,我并不想否认她内心深处有着某种隐秘的身体上的优越感。但这又怎么样?她应该怎么做呢?以母爱的名义从女儿面前消失?岁月无情,她的年纪越来越大,而她从伊莱娜对她的反应中感受到了自己的力量,使她又年轻了。只要她一天看到女儿在自己面前还显得惶恐而怯懦,她就要尽可能延长自己绝对优势的时刻。所以,带着一丝残忍,她故意把女儿的脆弱视为一种冷漠、懒惰和漫不经心,不断斥责她。

长久以来,在母亲的面前,伊莱娜总觉得自己不够漂亮,不够聪明。多少次她奔到镜子前,要证明自己其实并不丑,看上去并不像个傻瓜…… 啊,这一切如今是多么遥远,几乎被遗忘了。但是母亲在巴黎的这五天里,这种自卑、弱小和从属的感觉又一次落到了她的身上。

6

母亲走的前一晚,伊莱娜将她的瑞典男友居斯塔夫,介绍给了母亲。他们三个一起到餐馆吃饭。一个法语词都不会讲的母亲大胆地用英语和居斯塔夫交谈起来。居斯塔夫很高兴,和情妇伊莱娜在一起,他只说法语,他已经厌倦了这门在他看来既做作又不太实用的语言。这个晚上,伊莱娜的话不太多,她惊奇地观察着母亲,母亲竟会对别人感兴趣。虽然只会三十来个英语单词,而且发音还不准,母亲仍然向居斯塔夫提了一大堆问题,问他的生活,他的工厂,他的看法,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二天,母亲走了。从机场回到自己位于顶楼的公寓里,伊莱娜走到窗前,在重新获得的平静中,享受独处的自由。她久久地看着远处的屋顶和形状各异的烟囱。这道巴黎的风景长久以来在她心中已经取代了捷克花园的那片翠绿。此时,伊莱娜才明白生活在这座城市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一直以来,她都想当然地认为自己的流亡是一种不幸。但此刻,她问自己,其实这是否只是想像中的不幸,一种用所有人看待流亡者的方式想像出来的不幸呢?她难道不是用一套别人塞到她手中的标准在看待自己的生活吗?伊莱娜对自己说,虽然自己的流亡是迫于外界压力,是被逼无奈,但其实这正是她人生最好的出路,只不过当时自己并不明白这一点。历史的无情力量一度剥夺了她的自由,但后来还是偿还给她了。

几星期后伊莱娜的思绪再度被打乱,因为居斯塔夫得意地向她宣布了一个好消息:他向公司建议在布拉格开设一家办事处。这个共产主义国家在经济上的吸引力并不大,所以办事处的规模会比较小,但不管怎样,他时不时能有机会去那儿呆一段时间了。

“真高兴我要开始接触你的城市了。”居斯塔夫说。

伊莱娜对此并不开心,反而感到了一种隐约的威胁。

“我的城市?不,布拉格已不再是我的城市了。”她答道。

“什么?”居斯塔夫有点不太高兴。

伊莱娜从来不向居斯塔夫隐瞒自己的想法,所以居斯塔夫应该可以充分地了解她;然而他对她的看法还是和其他所有人对她的看法一样:一个被祖国驱逐了的痛苦的年轻妇人。他本人也是从一座瑞典城市来到了巴黎,他对那座城市真的很痛恨,再也不想回去。但就他的情况而言,事情很正常。因为大家都欢迎他,把他当做一个忘了自己出生何处、四海为家、讨人喜欢的斯堪的那维亚人。他们两人都被别人归了类,并贴上了标签,而且大家都是根据他们与各自标签的符合程度来评价他们的(当然,大家却夸张地把这叫做:忠于自我)。

“那么你的城市在哪儿呢?”

“巴黎啊!我是在这里遇见了你,并且和你一起生活的。”

居斯塔夫抚摸着伊莱娜的手,好像没听见她的话:“把它当做一个礼物接受吧。你不能回去,我可以成为你们联系的纽带,你和你失去的祖国。我会很高兴这么做!”

伊莱娜并不怀疑他的好意;她对他表示感谢,但又用庄重的语气补充道:“不过我求你明白,我并不需要你成为我和其他什么东西之间的纽带。我喜欢的是和你在一起,抛开其他所有人和事。”

他也变得严肃起来:“我理解你。不用担心我会对你过去的生活感兴趣。在你以前熟悉的人之中,我惟一会去见的人,就是你的母亲。”

她还能对他说什么呢?说她其实就是不想让他和自己的母亲有过多来往吗?她怎么开的了口?他是那么怀念、那么爱他自己已去世的母亲啊!

“我很欣赏你的母亲。她真有活力!”

伊莱娜对此毫不怀疑,所有人都欣赏母亲的活力。但她如何向居斯塔夫解释,在母亲力量的神奇控制下,她从未成功地掌握过自己的生活?她又如何解释要是长时间和母亲在一起,就会又把她抛到过去,又变得脆弱又不成熟?天哪,居斯塔夫竟然要跟布拉格建立起联系,多么疯狂的想法呀!

后来当她自己一个人待在家里时,她才平静了下来,安慰自己说:“感谢上帝,共产主义国家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公安防线还是相当牢靠的。我没必要担心居斯塔夫和布拉格的联系会给我带来什么威胁。”

什么,她刚刚对自己说了什么?“感谢上帝,公安防线还是相当牢靠的?”她真的说了“感谢上帝”吗?她,一个失去了祖国的流亡女,大家都在可怜她,可她竟然说什么“感谢上帝”?

7

居斯塔夫先是在一次商业谈判中偶然认识了马丁。之后很久他才又邂逅了伊莱娜,而那时马丁已经去世了。他和伊莱娜彼此爱慕,却都羞于启齿。这时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的马丁又适时地帮了他们:用自己为他们提供了交谈的话题。当从伊莱娜处得知马丁和自己出生于同一年时,居斯塔夫仿佛听到横亘在自己和这个年轻女人之间的隔墙倒塌的声音;他对死者产生了一种类似感激的好感,因为他们相同的年龄给了居斯塔夫追求马丁漂亮的遗孀的勇气。

居斯塔夫很崇敬已过世的母亲,他也接受了(虽然很不情愿)两个已成年的女儿,但是逃避着自己的妻子。他当初很想在双方友好协商的情况下离婚。但这不可能,于是他就尽可能地远离瑞典。和他一样,伊莱娜也有两个女儿,也都到了独立生活的门槛。居斯塔夫给大的买了一个单室公寓,给小的在英格兰找了一所寄宿学校。这样家里只剩下伊莱娜一个人,她就可以经常接待他了。

伊莱娜也被他的善良迷住了,这是居斯塔夫在所有人眼中最主要、最吸引人也几乎是难以置信的性情特点。它迷住了不少女人,但等她们明白过来这种善良与其说是吸引人的武器,不如说是自我保护的武器时,已经太迟了。从小就是妈妈的心肝宝贝,没有女人的关怀居斯塔夫是根本无法生活下去的。然而他更加不能忍受的,是她们那些过分在意、过分表露的要求、争吵、眼泪甚至身体。为了能够同时拥有她们又远离她们,他就拿善良当作炮弹,在炮弹爆炸的烟云的掩护下,从容地撤退。

面对他的善意,伊莱娜刚开始是困惑的:他怎么会这么体贴,这么慷慨,却什么都不苛求呢?她要怎么做才能回报他的好意呢?她发现自己惟一能做的,就是在他面前显示自己的欲望;她睁大双眼盯着他,眼中在求着某种不知名的、巨大的东西。

她的欲望;一段有关她欲望的伤心的经历。在遇到马丁之前,她从未享受过爱的快乐。后来她生了孩子,从布拉格来到巴黎,随即又怀孕,不久马丁就死了。之后她度过了漫长的艰难岁月,迫于生计不得不什么工作都接受:做家庭女佣,给瘫痪的有钱人当护工。如果能做点俄译法的工作,就算是莫大的成功了(幸好在布拉格的时候她刻苦学习外语)。时光一年年流逝,在街头的海报上,广告牌上,报亭里陈列的杂志的封面上,随处可见裸体女郎、相拥的男女、只穿一条三角裤的男人,而在这种无处不在的欢乐中,她的躯壳在马路上游荡,形单影只,像个隐形人。

所以与居斯塔夫的邂逅对她来说是一件幸事。经历了这么长时间之后,她的身体、她的脸庞终于被发现,被欣赏,并且因此有人邀她共度人生。就在伊莱娜沉浸在这份狂喜中的时候,她的母亲突然来到了巴黎。也许就在当时,抑或稍晚一些,她开始隐约地怀疑自己的身体其实并未完全摆脱那个从一开始就主宰了她人生的命运,怀疑一直在逃避妻子、逃避女人的居斯塔夫在自己这里寻觅的并非一场艳遇、一次青春的重新勃发或是一种感官的解放,他要的只是休息。别夸张啦,她的身体并非毫无触动,只是她心里越来越怀疑她的身体没有应有的触动。

8

欧洲的共产主义恰好在法国大革命之火燃烧整整两百年后熄灭。在伊莱娜的巴黎朋友茜尔薇看来,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巧合。但巧合的含义究竟何在?我们该怎么去称呼横跨这两个重大日子的凯旋门呢?叫欧洲两大革命凯旋门?还是叫最伟大的革命至最终复辟之凯旋门?为了避免在意识形态上的争论,我建议在这里采用一种更为平实的阐述:前一个重大日子产生了一个欧洲伟人叫流亡者(或者叫大叛徒、大受难者,都可以),而后一个重大日子则使流亡者退出了欧洲的历史舞台;与此同时,这位群体潜意识大导演也停止了它最为独特的创造,即流亡之梦的创造。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伊莱娜第一次返回布拉格并逗留了几天。

她出发的时候天气还很冷,但三天后,夏天出人意料地提前来临。她身上的套装太厚,此时根本不能再穿了。由于没有带轻薄的衣服,伊莱娜去商店买了条裙子。来自西方的商品在这里还不多见,她看到的仍然是自己在共产主义时代所熟悉的面料、颜色和剪裁。试了两三条裙子后,她有点困惑。很难说清是什么原因,这些裙子并不难看,剪裁也不差,但它们唤起了她遥远的过去,那衣着朴素的青年时代。现在这些裙子在她眼里显得很素,而且土气、俗气,给乡村女教师穿正合适。但是她时间太紧了。不管怎么说,装扮几天乡村女教师又何妨呢?价格低得可笑,她买下一条,立即穿上,把冬天的套装放回包里,走上了炎热的大街。

稍后,她经过一家大商场,无意中在镶了一面大镜子的隔墙前站住,一时呆住了:从镜子里她看到的不是自己,而是另外一个人,或者说在长时间看着镜中穿新裙子的人后,那确是她,但过着另外一种生活,那种如果当初她留在国内就会过的生活。镜子里的女人并不讨厌,她甚至是动人的,但有点太动人了,让你直想哭,显得可怜、贫寒、脆弱而顺从。

伊莱娜像在那些关于流亡的梦中,一时惊慌无措:她觉得自己被这条裙子的魔力所控制,禁锢在一种她不愿意过却又无力摆脱的生活之中。就好像当初,在伊莱娜刚成年的时候,她面临着多种生活的可能,但最终选择的生活把她带到了巴黎。但是,其他那些被她拒绝、放弃的生活仿佛还一直等待着她,从暗处妒忌地窥伺着她。现在它们当中的一个已经控制了伊莱娜,将她束缚在她的新裙子里,好像在她身上套了件囚服。

她惊恐地跑回居斯塔夫那儿(他在市中心有个暂住处),把衣服换了回来。重新穿上厚重的套装后,伊莱娜从窗户往外看去。天空阴了下来,树枝在风中摇曳着。天气只热了这么几个小时。用这几小时的炎热跟她耍了一场噩梦,向她提醒这回归的恐怖。

(这是梦吗?她的最后一个关于流亡的梦?不,这都是真实的。不管怎样,她感觉从前那些梦向她提醒的陷阱并没有消失,它们一直都存在着,并时刻准备着,窥伺着她的到来。)

9

在尤利西斯离开的二十年里,伊萨卡人保留了很多关于他的回忆,不过他们对他并没有丝毫怀念。而尤利西斯饱受思乡之苦,却几乎什么都不记得了。

这个奇怪的矛盾是可以理解的,只要我们明白一点,那就是人的记忆力要想运转良好,就需要不断地练习。如果往事不能在与朋友的交谈中被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及,就会消失。流亡者集中居住在一些移民地,同胞们不厌其烦地反复讲着同样的事情,因此不会淡忘。而对于那些不怎么和同胞来往的人,就像伊莱娜或尤利西斯,他们就不可避免地会得失忆症。他们的思乡之情越强烈,他们的记忆就越空洞。尤利西斯越是痛苦,他忘记的事就越多。这是因为思乡之情并不能促进人的记忆活动,并不会唤起从前的记忆,相反,它满足于本身,满足于自己的激情,完全淹没在自己的痛苦中。

在杀死那些想迎娶珀涅罗珀为妻并统治伊萨卡的胆大妄为者后,尤利西斯被迫与一群他根本不了解的人生活在一起。这些人,为了讨好尤利西斯,反复对他讲述着他们所能回忆起的一切有关尤利西斯在离开这里去打仗之前的事。他们确信只有伊萨卡才会引起他的兴趣(他们怎么可能想不到这一点?尤利西斯可是渡过无边的海洋回到伊萨卡的呀!),所以又反复跟他讲述他不在的这段时间里伊萨卡发生的事,并渴望回答他的所有问题。没有什么比这更让尤利西斯厌烦了。其实他所期待的只有一件事,就是他们对他说:“你讲讲吧!”然而这正是伊萨卡人惟一没对尤利西斯说的话。

二十年里尤利西斯惟一想的就是回归故乡。但一旦回来后,他惊讶地发现,他的生活,也就是他生命的精华、重心、财富,其实并不在伊萨卡,而是存在于他二十年的漂泊之中。这笔财富,他已然失去,而且无法在讲述中再找回来了。

在离开卡吕普索的归途中,尤利西斯因船失事在法伊阿基亚停留,那里的国王在宫廷接见了他。在那里,他是个外人,一个神秘的陌生人。对于一个陌生人,人们总会问:“你是谁?从哪儿来?你讲讲吧!”于是他就讲了。在《奥德赛》的四首长歌里,尤利西斯向法伊阿基亚人详细讲述了他的冒险经历,他们惊呆了。然而在伊萨卡,尤利西斯不是外人,他是他们中的一员,这就是为什么谁也没有想到对他说:“你讲讲吧!”

10

她翻看了从前的通讯录,盯着上面那些几乎被遗忘的名字看了好久,随后跟一家酒店订了个包厢。靠墙摆放的长条桌上有十二瓶葡萄酒,整齐地排列在几碟小点心的旁边等待着。在波希米亚,人们不喝什么好酒,没有收藏陈酿的习惯。伊莱娜满心欢喜地买来这些波尔多陈酿,就是为了给她的来客们一个惊喜,为了好好款待她们,以重续她们之间的友谊。

但她差一点给办糟了。她的那些朋友,一个个都很拘束,看着这些酒,直到她们中间的一位充满自信,且以直率为荣,宣称自己还是更喜欢喝啤酒。经她这一直说,其他人跟着活跃起来,纷纷附和,于是这位爱喝啤酒的唤来了侍者。

伊莱娜责怪自己错带了这箱波尔多酒,愚蠢地暴露了自己和她们之间存在的一切隔阂:长期远离故土,她那些外国人的习惯,还有她的富裕。她真的在责怪自己,因为她很看重这次聚会:说到底她是想借此弄明白自己在这里能否生活,还能否有家的感觉,还能否有朋友。因此她并不想对朋友一次小小的冒失生气,她甚至要把这看成是一种亲热的坦率;而且,她的客人所钟情的啤酒不正是一种真诚的神圣饮品?一剂能驱除所有虚伪、所有矫揉造作之表演的良药吗?一剂让饮者清清白白地撒尿,老老实实地发胖的良药吗?事实上伊莱娜周围的这些女人都胖得很奔放,此刻她们正说个不停,好注意层出不穷,还一致称颂着居斯塔夫,她们都知道他的存在。

这时侍者出现在门口,手里端着十大杯啤酒,每只手各五杯,这一高难度的表演引来了众人的一阵掌声和笑声。她们举杯相碰:“为伊莱娜的健康干杯!为归来的女儿干杯!”

伊莱娜抿了一小口啤酒,心想:如果是居斯塔夫请她们喝葡萄酒呢?那她们会拒绝吗?当然不会。她们拒绝了她的葡萄酒,也就是拒绝了她本人,拒绝了那个离开多少年后重新归来的自己。

其实这正是她的一个赌:赌她们是否接受重新归来的她。她离开这里的时候还是一个天真的少妇,再回来时她已经成熟了,身后是她所经历的并为之骄傲的艰难生活。她想尽一切努力,让她们接受二十年后的自己,接受她的经历、她的信仰还有她的观点。成败在此一举:要么她以现在的样子成功地融入她们中间,要么只能离开。她组织了这场聚会,作为自己攻势的第一步。她们非要喝啤酒,那就喝啤酒好了,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由她自己来掌握谈话的内容,让别人都听她说话。

然而时间一分分过去,这群女人都在各说各的,几乎不可能开始真正谈点什么,更不可能强加什么主题了。她小心翼翼,试图接上她们的话头,然后将大家带到自己想说的东西上去,但是她失败了。一旦她的话偏离了她们关心的事情,就没有一个人再理会她了。

侍者已经又上了一轮啤酒;桌子上正摆着她刚才的那一杯,上面的泡沫已经消退,在新上的泡沫丰富的第二杯酒旁边显得自惭形秽。伊莱娜责怪自己怎么已经对啤酒失去了兴趣;她在法国学会了小口小口地品尝美酒,已经不能习惯喝啤酒需要的那样豪饮了。她将酒杯举到唇边,强迫自己一口气喝下了两三大口。这时,客人中年纪最大的一位,有六十来岁,亲切地朝她伸出手,擦去了伊莱娜嘴边残留的泡沫,

“别勉强自己了,”她对伊莱娜说,“我们一起来点葡萄酒怎么样?放着这么好的酒不喝有点太傻了。”长条桌上的葡萄酒一直没人动过,她叫侍者打开了其中一瓶。

11

米拉达是马丁的同事, 曾在同一所研究所工作。刚才她一出现在包厢门口,伊莱娜就认出来了。但直到此时,两人手里各拿着一杯酒,伊莱娜才跟她说上话。她打量着米拉达:脸型没有变(圆圆的),还是棕褐色头发,发型也没变(圆蓬蓬的,遮住了耳朵,贴到下巴底下)。她给人感觉没什么变化;但一开口说话,脸顷刻间就变了样:皮肤不停的起着褶子,上唇布着细细的竖纹,每做一个表情,脸颊和下巴上的皱纹就挪动起来。伊莱娜心想米拉达肯定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谁也不会在镜子前自言自语,所以看到的只能是平静的脸庞,皮肤自然也几乎是光滑的。世上所有的镜子都让她相信,自己一直是漂亮的。

米拉达一边品味着葡萄酒,一边对伊莱娜说道(皱纹立刻出现在她漂亮的脸上,并且舞动起来):“回来可真不容易啊,不是吗?”

“他们不可能知道,当初我们走时,心里可是不存一丝回来的希望的呀。我们不得不死守住我们落脚的地方。你认识斯卡塞尔吗?”

“那个诗人吗?”

“在一首四行诗里面,他就写到了他的悲苦。他说想要用悲苦造一间屋,把自己关在里面三百年。三百年啊,我们都明白,眼前是一条三百年的漫长的隧道。”

“哎,我们在这里,也一样啊。”

“那人们为什么再也不愿意去面对这种感情呢?”

“因为要是感情出了错,要是历史否定了这些感情,人们就会去纠正。”

“再说,所有的人都认为我们离开是为了谋生容易点。可是他们不知道,在异乡要打拼出一片自己的天地有多么艰难。想想看,身边带着个孩子,肚子里还怀着一个,离开祖国,又没了丈夫,在贫困中拉扯两个女儿......”

伊莱娜讲不下去了,米拉达说:“跟她们讲这些毫无意义。就在不久前,人人都还想证明,在以前的政权统治下,自己吃的苦比谁都多。每个人都想被视为受害者。但是这种诉苦比赛已经结束了。如今人们炫耀的是成功而不是苦难。如果说大家都准备尊敬你的话,决不是因为你生活艰难,而是因为看到你身边有个有钱的男人!”

当其他人走过来围在她们身边时,她俩已经在包厢的一角里聊了好久。那些女人似乎在自责冷落了女主人,于是开始叽叽喳喳(啤酒似乎比葡萄酒更能让她们变得喧嚣而口无遮拦),很是亲热。那个在聚会一开始就嚷着要喝啤酒的女人叫了起来:“我怎么也得尝尝你的葡萄酒!”说着她叫来侍者打开另几瓶酒,斟满了许多杯。

伊莱娜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场景不知所措了:一群女人手里端着啤酒大声笑着向她围过来,听到人们说捷克语,她突然惊慌地意识到,自己不是在法国,而是在布拉格,她茫然了。啊,这不是她常做的一个流亡生活的旧梦吗,她很想将之驱出脑海。此刻,身边的女人都不喝啤酒了,而是举起葡萄酒杯,又为归来的女儿干杯。有个女人,满面红光,问伊莱娜:“你还记得吗?我当时给你的信中就说,你该回来,该赶快回来了。”

这个女人是谁?整个晚上,她都在不停说她丈夫的病,非常激动,说她丈夫病得如何如何,唠叨个不停。最后伊莱娜终于认出她来了:是她的中学同学,在共产党倒台的那个星期就写信给她说:“啊,亲爱的,我们已经老了!你该赶快回来了!”这次她又提起了这句话,朗笑中,肥胖的脸上露出了一排假牙。

其他女人又劈头盖脸地向伊莱娜问了一大堆问题:“伊莱娜你还记得吗,那时候……” “你知道后来怎么样了吗,那个……” “哦不,你应该记得他!” “那个长着一对大耳朵的家伙,你老是嘲笑他的。” “你不可能忘了他!他尽提起你!”

在这之前,那些女人对伊莱娜想跟她们说的东西根本不感兴趣。可此刻突然这样连连发问有什么意图呢?她们什么都不想听,那又是想打听些什么呢?伊莱娜很快发现她们的问题很特别:这些问题是为了验证,她是否知道她们所知道的,是否记得她们所记得的。这给伊莱娜留下了一种挥之不去的奇怪感觉。

一开始,她们对她在国外的经历漠不关心,她二十多年的生活经历就这样被抹去了。此刻,她们又试图通过这场拷问,把她久远的过去和现在的生活联系起来,就好比把她的前臂砍掉,然后直接把手装到胳膊肘上,或者把小腿截掉,把脚接在膝盖上一样。

面对这番景象,伊莱娜呆住了,她根本无法回答这些问题;不过那些女人也不指望她回答,越来越沉醉于闲聊之中,伊莱娜则被彻底撂在了一旁。她看着她们的嘴巴,同时张开,不停地翻动着,从里面蹦出一个个字来,不停发出阵阵笑声(真是怪事:这些女人根本不在听对方说什么,怎么就能说笑个不停呢?)。没人再理会伊莱娜了,她们一个个兴高采烈,那个聚会一开始时要啤酒喝的女人唱起歌来,其他女人也跟着唱了起来,直到聚会结束后,她们上了街,还在唱。

在床上,伊莱娜回想着晚上聚会的情景;她流亡生活的旧梦又一次浮现在脑海中,她看到自已身边围着那些喧闹而亲热的女人,一个个举着啤酒杯。在梦中,那帮女人都是为秘密警察效力的,有令在身,要设下陷阱让她上当。那今天的这帮女人又是在为谁效力呢?那个装了一副可怕假牙的老同学对她说:“你该赶快回来了。”也许她是坟墓(祖国的坟墓)的密使,受命提醒她:警告她时间紧迫,生命刚开始就要结束。

她又想起了慈母般亲切和蔼的米拉达,是她让自己明白,没有人对自己的奥德赛之旅感兴趣。伊莱娜在心里对自己说,其实米拉达也不感兴趣。但凭什么去责备她呢?她为什么要关心与自己生活毫无关系的事呢?如果关心,那也是虚情假意的客套罢了。伊莱娜感到欣慰,因为米拉达是那么友好,一点也不虚情假意。

伊莱娜入睡前最后想到的一个人是茜尔薇。她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到茜尔薇了!多么想念她呀!伊莱娜真想请她去酒吧,跟她聊聊最近的波希米亚之行,让她知道回归有多难。伊莱娜想像自己在跟茜尔薇说:“是你第一个说什么‘大回归’来着。茜尔薇,你知道吗,今天我终于明白了,我也许可以重新跟他们一起生活,但前提是我要把与你,与你们,与法国人一起所经历的一切庄严地放到祖国的祭坛上,然后亲手点上一把火。随着这神圣的仪式,我二十年的国外生活将灰飞烟灭。那些女人会高举啤酒杯,围着这团火与我一起歌唱,跳舞。只有付出这个代价,我才能被宽恕。我才能被接受。我才能又变成她们中的一个。”

12

一天,在巴黎机场,伊莱娜通过安检以后,在候机大厅坐了下来。她看到对面椅子上坐着个男人,一瞬间的迟疑和惊讶以后,她认出了这个男人。伊莱娜按捺不住了,等两人的目光一相遇,便微笑示意。那个男人也笑了笑,还微微点点头。伊莱娜起身朝他走过去,他也站了起来。

“我们是在布拉格认识的,对吗?”伊莱娜用捷克语问道,“你还记得我吗?”

“当然!”

“我一下就把你认出来了。你一点都没变。”

“你过奖了。”

“不,不。你还和以前一样。上帝啊,那是多么遥远的事啊。”伊莱娜又笑着接下去说道:“你还能认出我来,多谢了。这些年你一直留在国内吗?”

“没有。”

“你去国外了?”

“是的。”

“你在哪里生活?是法国吗?”

“不是的。”

伊莱娜叹了口气,说道:“啊,要是你在法国生活,我们却今天才碰上,那可是……”

“我是碰巧路过巴黎。我在丹麦生活。你呢?”

“在这里。就在巴黎。我的上帝,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些年你过得怎么样?还能干你的老本行?”

“是的,你呢?“

“我呀,没办法,先后差不多干了七个行当。”

“我就不问你有过多少个男人了。”

“不,别问我。我答应你,决不问你类似的问题。”

“现在呢,你回国去了?”

“还没有完全回去。我在巴黎还有套公寓。你呢?”

“我也没有回去。”

“但是你经常回去吧?”

“不。这是第一次。”他说。

“啊,太迟了!。难道你就不觉得着急吗?”

“不。”

“你在波希米亚没什么牵挂吗?”

“没有,我这人绝对自由。”

那个男人说这句话时很严肃,伊莱娜从中还发现了一丝忧愁。

伊莱娜的位子在飞机前部,靠过道一边;好几次她都回过头去看那个男人。她从没忘却很久以前他们的那次相遇。那是在布拉格,她跟一帮朋友在酒吧,他是她朋友的朋友,眼睛一直盯着她看。他们的爱情故事还来得及开始就已经结束了,她为此遗憾不已,这是一道从未愈合的创伤。

有两次,那个男人走过来,靠在她座位上跟她聊天。伊莱娜得知,他只在波希尼亚呆三四天,然后去外省的一个城市看他的家人。伊莱娜很伤心,难道在布拉格一天都不呆吗?哦不,在回丹麦以前可能还能呆上一两天。她能和他见面吗?要是能够再见面该多好啊!他给她留下了到外省准备住的那家旅馆的电话。

13

对于这次相遇,他也很高兴。她友好,娇媚,令人愉快,尽管四十来岁了,却还依然美丽。但是他却根本不知道她是谁。向某个人承认自己想不起来他是谁是件颇尴尬的事,而这次是尴尬加尴尬,也许他并没有忘记这么个女人,只是没有认出她来。跟一位女士直说这事,太没礼貌,他做不到。而且他很快就意识到不管自己有没有认出她来,这个女人都不会追问的,跟她聊聊再简单不过了。可是,当他们约定再见面,她还想把电话留给他时,他感到为难:他连一个人的姓名都不知道,怎么打电话给他?于是他也不多做解释,告诉那个女人,希望她能给自己打电话,并且让她记下了自己在外省准备住的那家旅馆的电话。

在布拉格机场,他们分了手。约瑟夫租了辆车,先上了高速公路,然后再走省际公路。一到城里,就直奔墓地。可白费力气。那里已经变成了一个城市新区,身边是一式高楼,他迷路了。他看到一个十来岁的男孩,便停下车,问怎么去墓地。男孩只是看着他,却不回答。约瑟夫以为他没听明白,便加大声音,慢慢地、一字一顿地重复了一遍,就像一个外国人在尽量把自己想说的说清楚。男孩最后回答说不知道。真见鬼,怎么可能不知道这个城里惟一的墓地在哪儿呢?他只好继续开车,又问了些路人,但觉得他们说的都不太清楚。最后,约瑟夫终于找到了!如今这块墓地缩在一座新建的高架桥后面,看起来很简陋,而且比过去小很多。

他停好车,穿过一条长满了椴树的小路,来到一座坟墓前。三十来年前,就在这里,他看着装着母亲遗体的棺材被放入地下。在去国外以前,他常来这里,每次回故乡都来。一个月前,他准备回波希米亚时就知道自己首先就会来这里。他看了看墓碑;大理石上刻着许多名字:显然,他在国外的这些年里,这里已经变成了一个庞大的亡人集体宿舍。在小路和墓碑之间,只有一小块草坪,修剪的很好,而且还带了个花坛;他试图去想像地下的那些棺材:应该是一个个紧挨着,三个一层,一层叠一层,有好几层。妈妈在最下面。爸爸在哪里呢?他比妈妈晚去世十五年,与妈妈之间至少隔着一层棺材。

他又看到了母亲下葬时的情形。那时,地下还只有两个人:他父亲的父母。在他看来,母亲下去与公婆在一起是很自然的,他甚至想都没有想过母亲会不会更喜欢到自己的父母身边去。很久以后他才明白:把他们家族里的人葬在一起是早就定了的,是由家族的力量决定的——他父亲的家族要比母亲的家族有影响。

那些在墓碑上新出现的名字令他头脑一片混乱。离开几年,他才知道伯伯、婶婶和父亲相继去世了。他开始仔细地看墓碑上的名字,其中有些人他以为还一直活着,他感到很震惊。不是因为他们的死去(谁执意要永远离开自己的故乡,就应该心甘情愿不再见到家人),而是因为自己没有收到一封讣告。共产党的警察一直在监控写给流亡国外的人的信。他们是不是害怕给他写信?他仔细看了看墓碑上的日期:最后两个人的下葬时间是在1989年之后。这说明他们并不是出于谨慎才不给他写信。事实更糟:对他们来说,他根本就不存在。

14

这家旅馆是在共产党执政最后几年造起来的:跟世界上到处建的一样,这幢建筑现代而平整,座落在主广场上,很高,比城市的其他建筑要高出很多层。他在七楼的房间里安顿下来后,走到窗边。已经是晚上7点了,暮色降临,路灯亮了起来,广场不同寻常地安静。

在离开丹麦以前,他想像过将如何面对熟悉的故地,面对旧日的生活:他是激动?还是冷漠?是欢喜?还是沮丧?结果什么感觉都没有。在他离开的这些年,一把无形的扫帚扫过了他的年轻时光,抹去了他熟悉的一切。他所期待的重逢场景没有出现。

很久以前,伊莱娜曾经到过法国外省的一个城市,为让她病重的丈夫找个地方休养一段时间。那是一个星期天,城里很安静,他们驻足在一座桥上,看着河水在绿色的河岸间静静流淌。在河流拐弯的地方,有一座旧别墅,四周是个花园,在他们看来,就像家一样让人心宁,简直是一个早已不复存在的田园之梦。伊莱娜和丈夫都被这个美景吸引住了,他们走下阶梯来到河岸上,想走一走。没走几步就发现他们被这圣洁的平和景象给骗了:这是条死路,他们闯进了一个被废弃的工地,到处是机器、拖拉机、土堆和沙堆。在河的对岸,是一棵棵倒伏的树;在桥上看时曾吸引了他们的美丽别墅,此时露出破碎的玻璃窗户,本该装门的地方却是一个大窟窿。别墅后面还矗立着一幢十多层高的建筑;让他们陶醉的城市景象之美事实上并非是个幻觉,只是在被践踏、侮辱和嘲弄之后,透过其自身的衰败才隐约可见。伊莱娜的目光又一次投向了河对岸,她发现那些倒伏的树居然开着花!虽然被砍伐,倒在地上,但它们还活着!这时,突然从一个高音喇叭里爆出了嘹亮的音乐。经受了这当头一击,伊莱娜立即捂起耳朵,哭了起来。为消失在她眼前的世界而哭泣。她那已经活不了几个月的丈夫连忙拉起她的手,带她走了。

那把改变、毁坏和扫灭种种景象的无形的巨大扫帚,几千年来一直在扫着,但过去的动作缓慢,几乎难以察觉,而如今却变得如此迅猛,我不得不在想,《奥德赛》在今天还可能想像吗?回归之英雄史诗还属于我们这个时代吗?要是老橄榄树被砍倒了,要是他没有认出周围的一切,清晨,当尤利西斯在伊萨卡岸边醒来,他还能心醉神迷地听到大回归之乐吗?

旅馆旁边,一幢高楼露着光秃秃的侧墙,墙上没有窗户,上面只装饰了一幅巨大的画。在昏黄的灯光下,画面模糊不清,约瑟夫只隐约辨认出两只紧握在一起、顶天立地般巨大的手。这两只手过去一直在那里吗?他再也想不起来了。

他一个人在旅馆的餐厅里用餐,听着周围的人的谈话声。这音调是一门陌生的语言。可悲的二十年来,捷克语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难道是声调变了?显然。以前加重的第一个音节现在变弱了;声调也仿佛由此而变得软弱无力。音调显得比以前更单一而拖沓。还有音色!变得嗡嗡的,说话的声音发腻,让人不舒服。也许,经过几个世纪,所有的语言的音调都会不知不觉地发生变化,但当一个长久在外的人回来时就会感到不适应:在盘子上方,约瑟夫朝前倾着身子,听着这陌生的语言,可那其中每一个词,他都明白。

后来,他回到房间,拿起电话,拔了哥哥的号码。他听到一个快乐的声音请他马上就过去。

“我只是想告诉你我回来了。”约瑟夫说,“很抱歉今天我不能去。我不愿意你在这么多年后看到的我这个样子。我累死了。你明天有空吗?”约瑟夫没有把握他哥哥是否还在医院工作。

“我有空。”对方回答说。

15

他揿了揿门铃,比他大五岁的哥哥开了门。两人握着对方的手,互相打量着。这是无比强烈的目光,他俩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目光迅速地,不动声色地刻下了兄弟俩的头发、皱纹、还有牙齿;两人都知道对方在自己的脸上寻找什么,也知道对方在自己脸上寻找的是同样的东西。他们感到羞愧,因为他们在寻找的,是对方与死神可能相隔的距离,或说得更唐突些,他们是在对方的身上寻找显露的死神。他们相尽快结束这番死神的搜寻,迫不及待想找一句话来让自己忘却这死亡笼罩的瞬间,哪怕是骂一声、问一句,或是可能(那将是天之恩赐),开一句玩笑(可什么也没来救他们)。

“来。”哥哥终于说道,搂着约瑟夫的肩膀,带他进了客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