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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第1-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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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八一一年九月十三日。诗人阿契姆·冯·阿尔尼姆①与他年轻的新娘贝蒂娜·内·布列恩塔诺住在魏玛的歌德家中已经是第三个星期了。贝蒂娜二十六岁,阿尔尼姆三十岁,歌德的妻子克莉斯蒂安娜四十九岁,而歌德六十二岁,已老得一颗牙也不剩。阿尔尼姆爱他的年轻妻子,克莉斯蒂安娜爱她的老头绅士,但是,贝蒂娜成婚以后,却连续与歌德调情。这天早晨,歌德独自在家,克莉斯蒂安娜陪伴一对新人去参观一个艺术展览(由他们的世交、枢密顾问梅厄安排),展品有一些歌德赞赏过的绘画。克莉斯蒂安娜夫人不谙艺术,但她记得歌德的赞语,因此能从容不迫地把歌德的意见当作自己的看法。阿尔尼姆听到克莉斯蒂安婉颇有权威架势的声音,又打量了一下贝蒂娜鼻粱上的眼镜。每当她像兔子似地嗅着鼻子,那眼镜就会上下疾动。阿尔尼姆明白这动作的意思:贝蒂娜快要气炸了。他似乎觉察到一场风暴就要降临,便小心翼翼地溜进了邻室。

    他刚离开,贝蒂娜就打断了克莉斯蒂安娜:别胡诌了,她完全不能同意!这些绘画糟糕之极!

    克莉斯蒂安娜也火冒三丈:首先,这年轻的贵族太太,结了婚、怀了孕,还胆敢与她的丈夫调情;更不能容忍的是,她竟敢违拗他的意见。她究竟想干什么?当拥戴歌德的带头人,同时又当反对歌德的带头人?这两条中哪一条都气得她够呛;更不能下咽的是,从逻辑上说,这两者是水火不容的。因此,她毅然大声疾呼,绝不能将如此杰出的绘画说成糟糕之极。

    但贝蒂娜的反应是,不仅可以宣布它们糟糕之极,而且应该补充说这些绘画荒唐透顶!没错,它们荒唐透顶!她又列举出一系列论据论证这一看法。

    克莉斯蒂安娜听着,她丝毫不能理解这女人的意思。贝蒂娜越激动,她就越用一些从年轻大学生伙伴那里学来的词语,而克莉斯蒂安娜认为她之所以用这些词语,是欺侮她不懂。她注视着贝蒂娜的眼镜在鼻梁上上下滑动,觉得她难懂的语言与她的眼镜简直就是一回事。其实,贝蒂娜戴眼镜是件大好事!因为谁都知道歌德谴责过在大庭广众的场合下戴眼镜,认为这是情趣低下、性格乖张的表现!因此,如果贝蒂娜坚持在魏玛戴眼镜,那就说明她要厚颜无耻地表现自己属于年轻的一代,属于以浪漫主义加眼镜为特征的一代。而我们都知道,这些人骄傲地与年轻一代认同后会说些什么:当他们的父兄(就贝蒂娜而言,指克莉斯蒂安娜的歌德)早已长眠于地下,头顶野菊花的时候,他们依然充满生机。

    贝蒂娜滔滔不绝,她越来越激动。克莉斯蒂安娜突然飞起一掌,朝她的脸掴去。说时迟那时快,她顿时意识到不该打客人。她急忙缩手,但指尖仍在贝蒂娜的前额擦了一下。贝蒂娜的眼镜落地,碎成几片。整个画廊里,人人转过身来张望,面面相觑;可怜的阿尔尼姆从隔壁展室奔回,他不知如何是好,便蹲下身去拾捡碎片,仿佛想把它们粘成原样。

    大家紧张地等待了好几小时,听候歌德的裁决。当他听完整个故事,他将站在哪一边呢?

    歌德站在克莉斯蒂安娜一边,永远不准这两位年轻人再踏进他的家门一步。

    一只酒杯破碎,它象征好运。一面镜子破碎,你将会倒运背时七年。那么一副眼镜破碎呢?它意味着战争。贝蒂娜走遍魏玛大大小小的沙龙宣布:“那根粗香肠疯了,她咬我!”这句话传遍了每一个人,整个魏玛放声大笑。这句不朽名言,这不朽的笑声,直到我们这个时代仍回荡不绝于耳。

    ①阿契姆·冯·阿尔尼姆(1781一1831),德国作家、待人。

    2

    不朽。歌德并不害怕这个词。他的自传《我的一生》有一个著名的副标题——“诗与真”(DichtungundWahrheit),其中写到德累斯顿新剧院的舞台大幕,他十九岁第一次见到时曾仔细作过一番考察。它的背景(我援引歌德的自述)展现的是名人殿(DerTempeldesRuhmes)场面,历代剧作家簇拥于四周。正中是“一位身披轻便斗篷的男士”,他正旁若无人地“大步迈向殿堂;人们只看见他的背影,而他看上去与别人也并无西样。此人被认为是莎士比亚,他既无前人可效法,也不关心以往的杰作,他独来独往,向不朽直奔而去。”

    当然,歌德所说的不朽与相信灵魂不死的宗教信仰不同。这里所说的是另一种、比较世俗的不朽,即死后仍活在后人记忆之中。人人都能获得程度不等、延续时间长短不一的不朽,人们从小就懂得了这个道理。譬如,他们常常提起一个摩拉维亚村镇的行政官,我童年时期远足常去那里,那人家里摆着一口敞盖的棺材,每逢他自满自足的得意时刻,他就躺进棺材,想象葬礼的情景。这是他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刻,躺在棺材中任思绪飞扬:这就是沉湎于自己的不朽。

    说到不朽,人们自然又不平等。我们必须有所区别,一种是所谓一般的不朽,熟人之间对一个人的怀念(村镇父母官向往的那种不朽);另一种是伟大的不朽,即一个人活在从来不认识他的人的心民中。生活中有一些途径,可以从一开始就让人面对这种伟大的不朽,当然,并不一定十拿九稳、但毫无疑问有这样的可能:它们就是艺术家和政治活动家的道路。

    当今欧洲的政治家中,最关心自己能否不朽的应属弗朗索瓦·密特朗。我至今仍记得他在一九八一年当选总统后举行的难忘的庆典。先贤祠前的广场挤满了热情欢呼的人群,但他没有置身其中:他独自一人走上宽阔的台阶(恰如歌德所描述的大幕上的莎士比亚迈步走向名人殿),手里握着三株玫瑰。不一会儿,他躲开群众的视线,独自与六十四位显赫人物的尸魂聚到一起,只见他陷入沉思,追踪他的只有摄影师和摄影机的镜头,当然还有几百万法国人,他们通过电视屏幕,看着他的一举一动。电视上同时响起电闪雷鸣般的贝多芬第九交响乐,他把玫瑰逐一摆放在三座事前选好的陵墓前。他像一位土建测量员,种下那三株玫瑰,作为这幢永恒大厦的标界,它们划出一块三角形地盘,在它的中央将营造起象征他的不朽的宫殿。

    他的前任是瓦勒里·吉斯卡尔·德斯但总统,他曾邀请一名清洁工与他在爱丽舍宫共进早餐。这无非是多愁善感的资产者为了赢得普通民众的热爱,让他们相信他是他们的一员而作出的一种姿态。密特朗没有天真到想当清洁工的地步;(没有一位总统能实现这一梦想!)他想摹拟死者。这确实聪明多了,因为死亡与不朽是不可分割的一对,如果谁的面相在我们心目中与已故某人的面相吻合,那么他在有生之年就已经不朽。

    我一向很喜欢美国总统吉米·卡特,有一次电视上看见他与一群工作人员、教练、以及警卫在一起慢跑,我觉得心中的喜欢几乎达到爱的地步;谁知道他突然头冒虚汗,因为疼痛脸色也变了,慢跑的同伴们赶忙扶住他:一次轻度心肌梗塞。慢跑本是为让全国上下看见总统青春永驻,所以请来了摄影师。结果大家非但未看见朝气蓬勃的运动员,反而看到一个上年纪老人的不幸遭遇,当然这并不是摄影师的过错。

    一个人渴望不朽,可是有朝一日摄像机将会让我们看到一副咧嘴龇牙的可怜相——这将是我们记住他的唯一样子,成为他抛物线似的一生留下的唯一东西。他将进入某种不朽,但我们将称之为荒唐可笑。泰彻奥·布拉①是一位伟大的天文学家,但我们今天只记住了他的一件事:在一次宫廷晚宴上,他因为羞于上厕所而胀破了膀腕,死后作为为面子和小便而献身的烈士跻身于荒唐可笑的不朽者行列。这同克莉斯蒂安娜·歌德完全一样,她被永远称作一根会咬人的疯香肠而跻身不朽者之列。小说家中与我最新密的是罗伯特·穆西尔,一天早晨)他死于举重练习。所以,我练举重时便不停地测量脉搏,生怕倒地死去,如果同我敬重的那位作家一样,手持扛铃死去,那么,我就成了一名伟人摹仿者,由于我的难以置信的狂热和盲从,我将立即加入荒唐可笑的不朽者的行列。

    ①泰彻奥·布拉(1546-1601),丹麦天文学家,著名天文学家凯卜勒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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