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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我们在乌克兰的白采尔科维附近编了队。发给我一辆‘吉斯—5’,我坐着它开到前线。嗯,关于战争用不着跟你讲了,你亲眼看见过,知道开头是怎么个情况。我常常收到家里的来信,但自己却偶尔才奇一封信回去。有时候你在信里写道,一切平安,有些小接触,现在虽然退却,但不久可以集合力量,到那时就要让德国佬尝尝滋味了。别的还有什么可写的呢?日子那么沉闷,根本没心思写信。再说,我这个人也不喜欢婆婆妈妈,喊怨叫苦,最看不惯那种爱哭鼻子的家伙,他们不论有事没事,天天给老婆情人写信,眼泪鼻涕把信纸弄得一场糊涂。说什么他的日子很难过,很痛苦,又担心被敌人打死。这种穿裤子的畜生,流着眼泪鼻涕诉苦,找求同情,可就是不想一想,那些倒霉的女人孩子,在后方也并不比我们舒服。整个国家都得依靠她们!我们的女人孩子要有怎样的肩膀才不至于被这种重担压垮呢?可是她们没有被压垮,终究支持下来了!而那些流眼泪拖鼻涕的脓包,还要写那种信诉苦,真好比拿一根木棍敲着勤劳的妇女的腿。她们收到这种信,可怜的人,就会垂下双手,再也没心思干活了。不行!你既然是个男人,既然是个军人,就得忍受一切,应付一切,如果需要这么做的话。但如果在你身上女人的味儿比男人的还要多些,那你干脆去穿上打摆的裙子,好把你那干瘪的屁股装得丰满些,至少从后面望过去也多少像个婆娘,你去给甜菜除除草,去挤挤牛奶好了,前线可不用你去,那边设有你,臭味儿也已经叫人够受的啦!

    “不过,我连一次仗都没有打满……在这个时期里,受过两次伤,但两次都很轻:一次伤了胳膊上的肌肉,另一次伤了一条腿。第一次是中了飞机上打下来的子弹,第二次是被弹片击伤的。德国人从上头和旁边把我的汽车打了好多个窟窿。可是我呀,老兄,开头总算走运。不过,走运,走运,最后可走到绝路上来了……1942年5月,我在洛佐文基城下,在一种极其狼狈的情况下被俘虏了:德国人当时攻势很猛,而我们的一个122毫米榴弹炮炮位上差不多没有炮弹了;我的车子给装上炮弹,装得车顶都碰到了;我自己干装运活儿,干得军服的肩膀都让汗湿透了。我得鼓足劲儿赶,因为仗打到我们的跟前了:左边不知谁的坦克在隆隆地响,右边在射击,前面也在射击,而且已经闻到焦味了……

    “我们汽车连的指挥员问我说:‘冲得过去吗,索科洛夫?’其实还问这个干什么呢。同志们也许正在那边流血牺牲,难道我能呆在这儿不理不睬吗?我就回答他说:‘什么话!我应该冲过去,这就是了!’‘好吧,’他说,‘那就快去!开足马力!’

    “我就开足马力进去。我生平没有开过那样的快车!我知道运的不是土豆,运这种货得非常小心,可是弟兄们在那边空着一双手作战,一路上又是炮火连天,这种时候哪儿还谈得到什么小心呢!跑了约莫六公里的样子,眼看着就可以拐到村道、开到炮兵连所在的深沟里了。但这时候我抬头一看——嚯,圣母娘娘——我们的步兵在大路两边的原野上跑着,而迫击炮弹已经在他们中间炸响。叫我怎么办呢?总不能向后转吧?我就拼命开足马力!离炮位还有一公里的样子,车子已经拐到村道上,可是,老兄,我却没有能开到自己弟兄那儿……大概是远射炮的一颗重磅炮弹落在我的车旁了。我没有听到爆炸,什么也没有听到,只觉得头脑里好原有一样东西破裂了。别的就什么也记不得了。当时怎么能保住性命,我不明白;在那离开排水沟八米的地方躺了多久,我也没法知道。等到清醒过来,可怎么也站不起来:我的脑袋抽动,浑身哆嗦、好像发寒热一样,眼睛里一片漆黑,左肩膀格格地发响,周身疼得要命,仿佛被人家狠狠地打了两天两夜。我在地面上爬了好一阵,才勉强站了起来。不过,还是一点也不明白,我这是在什么地方,出了什么事。我的记性丢得干干净净。可又怕再倒下去。我怕——倒下,就再也起不来了,就完蛋了。我站着,摇摇摆摆,好保暴风雨中的杨柳。

    “等到恢复知觉,冷静下来,往四下里一望,我的心仿佛让什么人用老虎钳给夹住了:周围横七竖八地散着我运来的炮弹,我那辆车子翻倒在不远的地方,车轮朝天,车身给打得稀烂,可是战斗已经转移到我的后头去了……叫我怎么办哪?

    “不瞒你说,这时候我的两腿发软,身子就像一束割下的草那样倒下来,因为心里明白,我已经落在包围中了,说的更恰当些,给法西斯俘虏了。是的,在战争中就有这样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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