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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虻》

    ……春天到了。有时候吹来清爽的和湿土气味很浓的暖风。呼吸呼吸春天的空气是多么好哇!我提前由闷热的电车里走出来了,因离家不远,我可以步行到家。

    春不只使我一人愉快:

    这时可以常看见行人脸上的微笑,他们的眼睛更明亮,声音也更响亮更活气了。

    “……西班牙共和国的军队在科尔多巴的进攻很顺利。”

    我听到了谈话的片断。

    “在埃斯特马都尔省……”

    是啊,在所有的人的心里和嘴里全是西班牙,我们也全都想着西班牙。伊巴露丽常说的那句“立着死胜于跪着生”的话,已经飞遍了全世界,落到了每一个正直人的心里。

    每天早晨,卓娅刚醒来就跑到信箱取报:今天在西班牙战线上怎样?

    舒拉呢?还不满13岁,这是使他焦心的事,他不能马上到马德里附近去。每天晚间他总是反复地谈着:他看见报上说,有一个女孩在共和国的军队里英勇地战斗着;或是他听到了无线电广播,西班牙的某一个青年,他的父母不放他到前线去,可是他终于跑去了。

    “……结果他还是那么英勇的!一颗法西斯的炮弹破坏了他们的战壕,炸毁了他们的反坦克炮。可是这个小伙子(他的名字是埃姆切里奥·科尔聂贺)拿起手榴弹就由战壕里跳出来,他迎着坦克跑上去,把手榴弹向坦克投去,手榴弹在履带下爆炸了,坦克就在原地转起来。这时候另外的人们抬来一箱子手榴弹。科尔聂贺就一个接着一个地投开了。一会儿第二辆坦克斜歪着倒下了,再过一会儿第三辆也翻过去了,其余的坦克就全往回逃跑。你看,啊!可是说起来好像没有比坦克更可怕的东西似的。”

    “这个科尔聂贺多大年纪呀?”我问。

    “17!”舒拉回答。

    “那么你多大呀?”

    提这样的问题在我这方面未免太残忍啦。舒拉默默地叹息着……一次,我下班正向家走,耳边响亮的声音打破了我的沉思:“妈妈,为什么这么晚?我们等急啦!”这是卓娅的声音。

    “晚了吗?我答应了在7点钟回来。”

    “可是现在差10分8点钟了,我已经开始着急了。”卓娅搀了我的臂,比起了脚步,我们就并肩地走着。她在最近两年长了很多,很快她就要和我的身材一样高了。我有这么大的女儿,有时觉着像有些奇怪似的。裙子她穿着短了,绣花衬衫也小了,该考虑做新的了。

    从1931年,就是从我把孩子们接到莫斯科来的那年起,我们差不多没离开过。

    我们每个人,虽然离家时间不长,也都说清楚了到什么地方去,在什么时候返回来。我既然答应了在8点以前下班回家来,我就尽力履行这个诺言。如果我被什么事耽误了,就像今天这样,卓娅一定着急,她就到电车站去接我,等候我。

    如果舒拉回到家里不见姐姐,他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卓娅在哪里呀?她往哪里去了?为什么这么长时间她还不回来呀?”

    卓娅也是刚一迈进门坎就问:“舒拉在哪里啦?”

    如果我比孩子们先到家里,在没听见楼梯上的熟悉的脚步声之前,我心里也有些不习惯,总觉得不舒服。在春天,有时候我站在打开了的窗前,等待他们……好像现在我在看着:

    他们来了,差不多永远在一起,热烈地谈着什么。这时我心里马上暖和了。

    ……卓娅由我手里轻轻地夺去皮夹和书包:

    “你累了,我拿着吧。”

    我们慢慢地走着,欣赏着春天的美妙的黄昏,并且彼此述说着在这一天里发生的事。

    “你读报了没有?把西班牙的小孩子们运到阿泰克来了,”卓娅说,“法西斯们差一点没把他们坐着的那艘轮船炸沉了。能看看这些孩子才好哪!你想啊,在经过轰炸和一切苦难之后,忽然来到了阿泰克!现在那里好吗?不冷么?”

    “不冷,4月在南方完全暖和了,玫瑰也开了。你看看自己:你在莫斯科也晒得这样,鼻子脱皮啦。”

    “我们已经开始围着学校种树了。半天在露天里,所以晒得这样子。你知道么?

    每一个人都应该栽一棵树。我可能栽一棵杨树,我喜欢天空飞杨花。杨树的气味也好,是不是?很鲜很鲜的,还有一点若味儿……呶,咱们现在到家了!你快洗脸,我马上把饭温好。”

    我洗着脸,不看卓娅我也知道她在做什么。她在点煤油炉子温菜,穿着布鞋在屋里无声地走着,迅速灵巧地往桌上放置食具。屋里很洁净,有些新刷地板的气味。在窗台上,在细高的玻璃杯里放着两枝红柳,枝上的芽苞好像带绒毛的小蜂子在上面睡觉一般。

    我们家里清洁和舒适都是卓娅的功劳。她担任着全部家务:打扫,购买食品。

    在冬季里她还生火炉。舒拉也有些责任:他提水,劈木柴,买煤油。可是他不高兴干零碎事,他和许多男孩子们一样,只是干“男子”的事,他确信扫地、跑商店是不适于他的身分的,“这是每个丫头都能做的事”。

    啊,他也回来了!

    屋门并不是平常地被推开了,而是带着崩裂的响声被打开了,舒拉站在门口:

    两颊赤红,双手到肘都是泥,在一只眼下,可惜,又有一块青。

    “赛球啦!”他高兴地说,“晚安,妈妈!你已经洗完了?

    这是你的椅子。我马上也洗脸。”

    他撩了很长时间水,打鼻嚏,同时那样醉心地述说着足球,好像在世界上除了足球再没有什么东西似的。

    “什么时候翻译德文呀?”卓娅问。

    “我吃完了就翻译。”

    我开始吃自己迟误了的中饭,孩子们吃晚饭。现在所有的谈话全不离学校的校园,谈论着将来校园是什么样。听他们谈话我了解了:孩子们打算把他们所知道的一切树木全围绕着自己的学校栽种起来。

    “为什么你说棕树不能生长啊?我在《火星杂志》上看见照片了:棕树,周围是雪,这就是说它们很能抗寒哪。”

    “你怎么把克里米亚的冬季比我们这里的冬季。”卓娅心平气和反驳了他。然后她转身向我说:“妈妈,你给我带回什么书来了吗?”

    我默默地由皮夹子里取出了《牛虻》。卓娅欢喜得脸红了。

    她说:“谢谢你!”马上就情不自禁地、小心地翻了几页,可是随即又放在一旁了。以后她迅速地收拾了饭桌,洗净了食具,就坐下做功课了。

    舒拉叹了一口气,唠叨了一会儿(明天早晨就没有时间做了么?)然后就挨着她坐下了。

    卓娅由对她最难的数学开始。舒拉打开了德文课本,把算题放在最后:他做算题很容易。

    半小时之后舒拉乓地一声合上了课本,并轰隆地拉开了椅子:

    “完啦!算题明天早晨再做。”

    卓娅连头也不转。她完全沉没在工作里了。旁边放着很早以前她就要求我给她带来的《牛虻》。可是我知道:卓娅在没做完功课之前绝不开始读这本书。

    我说:“给我看你的翻译,舒拉。嗯,……这莫非是与格吗?来,你看看这里。”

    “是,错了。”他说。

    “唉,这里应该是‘u’而不是‘ü’。还有Garten(花园)是名词呀,为什么用小字母开始写呀?3个错误,请你坐下,全重新抄一遍吧。”

    舒拉叹息着往窗外张望:他的朋友们在台阶上坐着等待他出去哪。时间并不很晚,还可以玩一会儿呀。但是事实是顽固的东西:3个错误,这是无法争辩的!舒拉就叹息着重新在桌旁坐下了。

    ……夜间我带着模糊的感觉醒了:屋里有些和往常不同。

    正是如此,台灯点着,用报纸遮着;卓娅用两拳托着腮,低头读着《牛虻》。两颊,手,似乎还有书的扉页,全被泪沾湿了。

    卓娅感觉到我在看她的时候,她抬起眼睛默默地含泪微笑了。我们彼此什么也不说,可是二人全回忆起卓娅非难我的话来了:“这么大,还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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