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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我一路平安吧!”

    “你往哪里去了,舒拉?为什么耽误这么久哇?”

    “哎,妈妈,请你原谅,不能再早了。”

    舒拉回家来一天比一天更晚了。他被什么事激动了,他时常集中精神地考虑着什么事。什么事?为什么他不对我说……我们没有互相追问的习惯。如果谁愿意说出自己的心事来,他就自己说,在我们家里一向是这样。为什么现在他不说呀?发生什么事啦?我们这里还能发生什么事呀?可能是由杨树林寄来信啦?可能老人有病啦?……今天舒拉回家后,我要好好地问问他。

    当我拂拭桌案的时候,忽然无心地把一张被遗忘了的纸片拂掉在地下了。我弯腰拾起来。在纸上是舒拉的笔迹录下来的关于一位坦克驾驶员的诗,那个驾驶员也像加斯泰洛上尉一样,在最后一刹那把自己的被火焰包围了的坦克开向敌人去了:

    看他驰越陡峭的壕沟所向无敌地猛闯着,浓烟在他的尾后随风旋腾着。

    他出现在这里,那里,像复仇者在仇人群中那样,追歼那些跑的逃的。

    在战场上,在狭窄的十字路口,飞扬着雪烟,在坦克的轮齿之下辎重车带着响声破碎了。

    他越过壕沟猛冲着,眼前晃着斑点,他所获得的土地,他不能放松……

    你可以在火焰里根据永恒光荣的颜色,根据镌在坚甲上的五角星认出他来。

    我读完了这首诗,忽然就知道了一向我不敢想的事:“舒拉要走。他要上前线,并且无论什么也拦不住他。他对我还什么也没说,一句话也没告诉我,并且他还未满17周岁,但是我知道:他一定要走。

    我并没想错。有一天下午我回家来,我还在走廊里就听见了喧吵的谈话,打开门后我看见5个人在一起坐着:舒拉、瓦洛嘉·尤里耶夫、沃洛嘉·奇托夫、聂杰里柯和尤拉·布娄多,每人嘴里衔着一支烟,屋里烟雾腾腾。在这以前我向来没有见过舒拉吸烟。

    “你这是干什么呀?”我只问了一句。

    “将军还亲自请我们吸烟哪。”舒拉很快地,好像拿定主意了似地回答我,“我们……你知道吗?我们就要到乌里扬诺夫斯克坦克学校去了,我们已经被录取了。”

    我默默地坐在椅子上了……

    舒拉在夜里坐在我的床边说:“好妈妈,你想想,请你想想吧!没有关系的人都给你写信说:‘我们一定替卓娅报仇。’可是我,亲弟弟,能留在家里吗?我有什么脸见人哪?”

    我没说话。既然那会儿我没找到可以拦住卓娅的话,现在我又怎能找到什么话拦阻舒拉呢?……

    1942年5月1日舒拉走了。

    他指着自己的朋友这样说:“人们都不送他们,你也不要送我,好不好?不然的话,他们是要觉得委屈的。你就祝我一路平安吧。”

    我恐怕我的声音不服从我,所以我仅仅默然地点了头。儿子又搂抱了我一次,热吻了我一次,就由屋里走出去了。砰一声房门关上了。这一次就完全剩下我孤身一人了。

    几天以后由杨树林寄来了信,父亲在信里写道:“母亲逝世了。她没能经得住卓娅死耗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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